19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把“大陆政策”定为基本国策，叫嚣“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从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大陆政策”确定的侵略步骤一步步得以实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东北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组成包括反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工农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武装队伍，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抗战和协助抗日义勇军抗战的同时，于1932年明确提出在东北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历史。

  1933年初，《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党在东北地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此后不断对东北抗日武装进行有效整合，正式形成了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图为东北抗联教导旅。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8年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凶残侵略、东北沦为殖民地这样的特殊环境中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中不断完善，在实践中反复印证，并升华而形成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早以统一战线形式进行斗争的生动实践。聚焦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见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时间序列上的先行性、政策演变中的曲折性、恶劣环境下的坚韧性和共同利益下的国际性特征。

  （一）时间序列上的先行性

  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早于任何正式的反法西斯联盟。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时，欧洲仍然在执行绥靖政策，太平洋地区也没有针对日本侵略形成战略联盟。从1931年9月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东北拉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在白山黑水间率先打响。中国抗战率先爆发，比欧洲反法西斯战场早8年，比太平洋战场早10年。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全民族抗日号召，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对日宣战，呼吁建立“反日战线”。中国共产党最早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奠定了基础。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指出，要实行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为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指引。1935年7至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领下，东北抗日联军迅猛发展，形成了11个军，军队规模达到3万余人，鼎盛时期足迹遍布东北地区70余县。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建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军事组织，是统一战线工作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王公达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正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提供了经验借鉴。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鲜明地揭示了在时间上早一步抵抗便早一步获得战略主动的意义。

  （二）政策演变中的曲折性

  东北抗战是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成分比较复杂，因而统一战线内部成分广泛、关系复杂，因而存在利益上的差异”，故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要求东北地区党组织执行把反日斗争与土地革命密切地结合等脱离东北地区实际的政策，导致东北党组织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差、行动上受到影响。1933年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提出党在东北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提出共产党在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时应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实行上、下层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游击战和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重提将反日斗争与土地革命联结的主张，过早地破坏和干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起草“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存亡关头，强调创立广大群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为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持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随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一系列进一步明确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讲话。这些宣言、文件、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尤其是建立抗日联军主张的提出，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进一步实施，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以及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引、推动作用。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和反日会、抗日救国会在东北各地的建立，标志着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这条战线经过了曲折探索，在实践和战斗中逐渐发展成熟，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为核心的东北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抗日爱国民众最广泛的大联合。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东北抗联，要求继续巩固并扩大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东北抗联部队愈加积极、有效地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牵制日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斗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三）恶劣环境下的坚韧性

  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韧性，植根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严酷封锁和残酷围剿的恶劣环境。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的东北抗联，在革命斗争中展现出了顽强苦斗、绝境求生的品质。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抗日斗争的环境更为恶劣，斗争形势更为严峻，日军以“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三光政策”等方式，试图割裂东北抗联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摧毁东北抗联的生存基础。然而正是由于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仍然获得了生存空间，并进行了持续性斗争。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东北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创建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游击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东北抗联将士不畏牺牲，主动出击，拔掉日军据点，破坏敌人交通线，迫使日军在东北地区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使其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撼动了日本反动统治。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韧性，保证了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钢铁军队，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东方战场保留了火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四）共同利益下的国际性

  伪满洲国成立后，为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东北，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党在东北的抗日斗争不仅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是在‘完成国际的任务’”。中国东北的命运既与整个“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又与“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存在一个可以把被侵略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就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基于共同利益的考量，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无论其党派如何，阶层如何，都可以成为统战对象，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东北地区与苏联、朝鲜接壤，使得东北抗日斗争突破了国界限制，形成了与周边反法西斯力量的天然联系，苏联在远东地区为东北抗联提供了物资援助和整训基地，很多朝鲜爱国志士也投身东北抗日战场，使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了鲜明的国际性特征，逐渐发展成为基于共同反日目标的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主战场”和“西方主战场”是依据地理位置、战略作用及参战核心对抗关系划分的两大核心战区。东北地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下，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早战场，将大量日本关东军牵制在东北地区，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世界东方开辟了大规模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早战场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是抗击世界反法西斯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惨烈、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战场，对推翻日本法西斯统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支撑的东北抗日斗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历史起点，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揭开了序幕。九一八事变前后，亚洲其他地区仍然处于日本法西斯势力渗透阶段，欧洲战场还没有形成全面战争格局，但东北地区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将各阶层各民族力量凝聚起来，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领下的东北抗日斗争，其时间跨度之长是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所无法比拟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斗争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残酷的地区之一，也正是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存在，才迟滞日军对华北、华中地区的进攻，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胜幻想。

  （二）打乱德日意法西斯的全球侵略计划，牵制和迟滞了日本关东军“北进”“南进”战略的实施

  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形成的牵制力，如同一颗“钉子”嵌入到日本扩张战略版图之上，打乱了其扩张节奏，使日本关东军不得不维持庞大兵力用于东北战场。在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持续抗击下，日本驻扎东北地区的军队规模远远超过其最初战略设想。为实现“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争霸世界的野心，日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并企图速战速决，一举吞并中国，再“北进”或“南进”。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凝聚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在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遏制了日本关东军“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扩张野心，使日本陆军主力和一部分海空力量始终被牢牢“钉”在中国战场，没有更多兵力“北进”苏联，并一再推迟“南进”计划，为美英等国争取了对日战争准备时间。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还挫败了日本征服中国、以中国作为其“南进”兵站基地的图谋，也使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进军印度洋，以配合德国向中东和高加索进军，进而实现两国在中东会师的图谋化为泡影。

  （三）为同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发挥了战略支撑作用，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同盟国决定实施“先欧后亚”战略，集中力量首先打败德国。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是战后二战史学界和军事史学界，对二战期间同盟国集团采取的“先欧后亚”战略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强调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也只能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也对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给予了肯定的答案。然而，“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在对日作战方面必须保持亚洲、太平洋战场局势的稳定，这就更加凸显了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东北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战略地位，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东北抗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紧密融为一体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即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军之所以能成功地从远东战区向西部战区实施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取得莫斯科会战和斯大林格勒会战的重大胜利，实现苏联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与中国军民把日军陆军主力牢牢地牵制在中国的大地上是有密切关联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持久抗战中逐渐夺取了战争主动权，转入对日军的战略反攻，使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也从根本上解除了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后顾之忧。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行试验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实践依据。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又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外部支援，最终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打破法西斯“民族隔离”统治神话，提供了“多民族联合反法西斯”的实践样本

  日本法西斯在东亚推行殖民统治，以“民族隔离”和“分而治之”为主导，通过建立伪满洲国，将汉、满、蒙、朝、回等民族切割为等级化的统治对象，试图弱化东北不同民族对日本侵略的抵抗，通过炮制“民族分裂言论”来强化法西斯统治。当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民族矛盾被国家矛盾所取代，各民族力量汇聚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对外来侵略最勇敢、抵抗日本侵略最坚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抗日武装中的朝鲜族将领许亨植、白族将领周保中等与广大东北抗联将士并肩作战，各民族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领下形成了“同饮一江水、共抗一强敌”的命运共同体，中朝苏三国人民并肩战斗、生死相依、团结御侮，为其他地区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可借鉴的统一战线样本。

  （二）构建“多点开花”的战场格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提供了“战略缓冲空间”

  东北地区幅员辽阔，在白山黑水间，山地、森林、平原交错，成为天然的游击战场。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领下，东北抗联将士在多地进行武装斗争。例如在东满、南满、吉东、北满地区都建立了游击区，并形成了呼应之势。这种分散有序的战场布局使日军陷入了“处处受袭扰，一刻不得安宁”的困境，当日军集中进行扫荡时，其他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就会迅速出击，使之无法形成战略合力。对于日本本土而言，东北地区不再是安全的“资源大后方”，随时都可能面临着东北抗日武装的袭击，关东军被迫将大量兵力用于扫荡和守备，大大影响了日本关东军的机动性。对于苏联远东和华北战场而言，东北地区的游击战术先行吸收和分散，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东北抗联每一次突袭日军都是在缓解其他地区的军事压力，整个东北战场形成了无法被完全占领，却又无法被彻底放弃的格局。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境内整训并派小部队进行军事侦察，为在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了充分准备。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宏大“棋盘”上，战略缓冲空间为苏联赢得了远东部署空间，也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制强”的斗争范例，为弱国反法西斯斗争提供借鉴模式

  在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坚持抵抗到底、赢得胜利，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历经艰难却始终高举反法西斯战争旗帜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持续14年，中国非但没有败亡，反而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极端条件下，如果“硬碰硬”我们必然会损失惨重，因此在战略上选择了更加灵活的游击战方式。

  与日本强大的军事实力相比，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兵源补充不足，装备落后，补给跟不上，处于绝对劣势。在这一背景下，只有坚持游击战术，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特点，才能够与日军进行周旋。在斗争中不与敌人进行正面阵地战，而是以袭扰战、破袭战、伏击战对日军进行骚扰，通过小股部队奇袭，夺取日军战略物资，破坏日军交通线等形式迟滞和消耗敌人。在冬季利用林海雪原对日军运输补给线进行伏击，在夏季则依托青纱帐对日军据点进行袭扰，使日军的装备优势难以发挥出来。同时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重发动群众，将军事斗争与群众动员相结合，为持久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以弱制强”的斗争范式超越了东北地区地域的局限性，也为其他地区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战术借鉴，证明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通过建立统一战线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也能够对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抵抗。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和观礼的嘉宾。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四）赢得“国际大国”地位，影响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走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但在近代却屡受屈辱，频遭侵略，仅抗日战争胜利前的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就达1000多个。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各盟国并肩作战并赢得了胜利，同时中国也赢得了大国地位，树立了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光辉的旗帜，在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创建联合国及构建战后国际新秩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者，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字，然后由其他国家的代表签署。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四大国”之一身份出现在战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在莫斯科签署《普遍安全宣言》，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四大国”之一。

  《开罗宣言》明确宣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国际秩序重建。开罗会议是战时中国外交的最高峰，是中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唯一一次盟国最高级会议，标志着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达到顶峰。据此，中国有权参与各大国之间为结束战争而采取的协调行动，有权参与筹建联合国。此后，中国参加了1944年夏天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1945年4月的旧金山联合国会议，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抗战胜利成为中国由衰败走向兴盛的根本转折点，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都具有重大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在策略上作出重大调整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明确提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首次明确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主张武装起来，求得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与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在世界人民结盟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最早，是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第一步，并具有典型示范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树立了“东方样板”。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完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中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其地域范畴。从战略层面看，东北地区所进行的抗日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最早的战场，对日军起到了重要的牵制作用，也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从贡献层面看，证明了“多民族联合”抗战具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面对侵略，不同民族、不同阶级联合才是最终战胜法西斯的关键。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新的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从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汲取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营养”，总结不同时代在复杂斗争环境下的国际合作经验，有利于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有效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成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本文原载《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参考文献从略。作者：何伟志，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黑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曲晓溪，系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党史研究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